此次参观学习，既是一场缅怀先烈的主题党日活动，又是一堂生动的党史课，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情怀时刻提醒着我们回顾初心使命，坚守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责任，勇于担当，砥砺前行,继承好无数先辈为之奋斗的事业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身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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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禺人民英雄纪念碑

番禺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建于市桥大沙地（即仲元中学内），1988年迁建于市桥街星海公园东北部的小山丘上。纪念碑建在长23米、宽20米的主平台中后部。碑高12米，碑体由三块水泥板块以相对的等距三角形构成，每板块底边长3.07米、宽0.56米，上窄下宽，造型稳重。碑正面是曾生同志题“番禺人民英雄纪念碑”9字。纪念碑高耸山顶，雄伟肃穆。平台四周建有围墙，碑的左右两侧和后方围墙各镶高1.60米、宽3米和6米的白云石石刻画五幅，描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番禺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谋求自由解放的战斗情景。左前方为“七星岗战斗”；左后方是“丹山反拍围斗争”；右前方是“解放市桥”；右后方是“夜袭新造”；正后方是“植地庄战斗”。纪念碑四周种有青松、翠柏，象征烈士精神万古长存。第二平台两端植有木棉两株，象征英雄红花犹如高擎火炬永照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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冼星海（1905年6月13日-1945年10月30日）

冼星海，曾用名黄训、孔宇，出生于澳门，祖籍广东番禺。中共党员，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、钢琴家，有“人民音乐家”之称，其作品中《黄河大合唱》最广为人知。

1926年冼星海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，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。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。1935年冼星海毕业回国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创作大量群众歌曲，并为进步电影《壮志凌云》《青年进行曲》，话剧《复活》《大雷雨》等作曲，为抗日救国时期音乐艺术在国内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，冼星海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。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，对峙时剑拔弩张。这时，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。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，朗诵了两遍，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——“枪口朝外/齐步前进/不伤老百姓/不打自己人/……”这首《救国军歌》当场在学生中唱响，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，很多人边唱边流泪。

1938年9月，冼星海接到延安“鲁迅艺术学院”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。于是，他高兴地对未婚妻钱韵玲说：“我们到延安去吧。”1938年11月，两人携手共赴延安，并在途中结婚。1938年冬，冼星海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，并在延安“女大”兼课。在鲁艺，他负责音乐理论、作曲的主要课程，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。在延安的一年半，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，谱写了《军民进行曲》《生产运动大合唱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九·一八大合唱》等作品。在政治上，他追求进步，并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40年5月，冼星海赴苏联，为大型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。临行前，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。1941年6月22日随着苏德战争爆发，该片制作停顿。他想经新疆回延安，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、交通中断而未成，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。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，他相继完成了《民族解放交响乐》（“第一交响乐”）、《神圣之战》（“第二交响乐”）、管弦乐组曲《满江红》、交响诗《阿曼该尔达》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。因劳累和营养不良，他的肺病日益严重。

1945年初，苏联有关方面将他送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。刚住进医院，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《中国狂想曲》。但病魔无情，冼星海1945年10月30日病逝他乡，年仅40岁。

1945年11月14日，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追悼会。

冼星海的音乐作品不仅在民族抗战时期广为传唱，成为唤醒民族觉醒意识的号角，而且在他去世后的60多年里仍然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。从1935到1940年的5年间，冼星海写出了几百首抗战歌曲，为民族解放运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。

他说：“在抗战期间，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‘为艺术而艺术’的作品。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，增强抗战的情绪。”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的推广和普及，尤其致力于推动群众歌咏。这不仅出于当时救亡的需要，也是因为群众歌咏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。他想用音乐艺术来提高国民素质。

冼星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继聂耳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，他坚持并发展了从聂耳开始的革命音乐传统,以更广阔的题材、体裁和更丰富的艺术手法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，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、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有独创性的音乐作品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